气候变化：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思考方式（2019年9月19日深入报导新闻社投稿）
“那由最大人数所共享的事物，却只得到最少的照顾”。亚里士多德（或称亚里斯多德）的这项观察，凸显了一个极为普遍的人性倾向。他的警语至今仍旧贴切，尤其是在我们对抗气候变化的奋战中。
2015年12月通过的《巴黎协定》是一个国际性的框架，旨在使各国加强努力，以减缓全球暖化，然而就如同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提出的警告：“气候变化的进展超过我们因应全球暖化的速度”，并且正在对人类的基本生存造成威胁。光是今年，就有一波波强烈热浪席卷了欧洲以及印度，创历史新高的温度也出现在北极圈的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全球暖化的长期趋势不可否认地与发生在各地的诸多极端天气事件有关，而这个趋势非常可能再持续一段时日。
就在气候危机以及气候紧急状况这类词语越来越频繁回荡在人们耳边之际，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即将于9月23日在纽约登场。我们的世界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各国政府是否能够经过协商的努力，减少像温室气体的排放这类造成全球暖化的因素，并有效地回应气温升高所带来的冲击，包括极端气候导致的损失与灾害？
由于南极洲以及格陵兰的冰层融解，海平面上升、热浪、暴雨以及其他极端气候事件已经在经济与商业层面上带来毁灭性的后果。除此之外，气候变化正迫使越来越多人迁离故乡。
我在1966年创立的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近年来进行了一项以气候变化及冲突为主题的研究，瞩目于被迫迁徙的人民。内容凸显了太平洋岛屿居民面临的严峻情况。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这个区域的居民被迫考虑搬迁，但是甚少人注意到这件事对当地住民在情感层面以及精神层面上的打击。
对许多太平洋岛屿社会而言，先民的土地就如同母亲一样。被迫离开怀有深厚情结的乡土，几乎等同于失去最根本的自我认同。故乡给予人民本质上的安全感，是无法被新家园在物质上的保障代替的。研究计划呼吁，在规划对抗气候变化行动的同时，应该同样重视人和家乡之间这种不可分离的情结。
这令我想起佛法所教导的“沙罗四见”。此法理阐述了内心状态或是观点上的差异，会导致人们在面对同一件事情时有不同的看法。举例来说，面对一座森林时，有人会因大自然的美景而觉得感动，也有人可能会马上计算其经济价值。问题是，在个人观点中没有被顾及的部分，在他的整体世界观中也会被忽略。因此，对某个社群而言，失去某件无法被取代的珍贵事物所带来的极大痛苦及损失，可能是其他大多数人完全没有注意到的。
当我们寻找解决气候变化的方法时，不应该只聚焦在经济成本这类比较容易量化的因素，而是应该同时考虑世界上受到全球暖化冲击的人的需求以及他们的看法。
因此，我期待即将在纽约出席气候行动峰会的各国领袖，重新检视他们处理这些全球问题的方式，并在透过审慎评估全球暖化带来的挑战后，加强合作行动。为了有效地推动《巴黎协定》，各国领导人必须主动在发电、交通运输到食物生产及输送等等各个领域中，找出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方法，同时也必须找出增加二氧化碳吸收的措施，例如种植树木等等。
作为行动峰会的前奏，联合国青年气候峰会也将于9月21日召开，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将会齐聚一堂。
减缓全球暖化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积极采纳青年的意见和行动，将其当做一个起点，当做一个可以带来希望、鼓励更多人采取行动的框架，我相信就有可能为建构可持续的地球环境找到新的出路。事实上，本世纪人类的命运就取决于我们能否信赖青年，能否不懈地与他们并肩持续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