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周恩來總理
我在關西接到周恩來總理逝世的消息。我懷著要來的始終要來的心情，默禱他的冥福。「總理，想必您是累了，請安息吧……」1976年1月9日那天，我從大阪動身前往京都開會，與京都一千名會友一起默禱總理冥福。（8日逝世的消息在翌日發布）京都是周總理在青年留學時代曾經遊覽過的地方。二十一歲的周恩來青年，在離日前，曾在西京嵐山﹑圓山公園等地留下足跡。那是1919年春天的事。
當時嵐山細雨濛濛，兩岸松樹蔥鬱，蕭蕭春雨，似無霽意。如何拯救羸弱的祖國？他為了尋求生路而遙遙東渡。來到日本只見強大的國勢背後，是一群茫然缺乏希望且疲憊不堪的人民，藐視中國的國家主義歪風依舊。——歸去來兮！回中國吧！
青年抬頭仰望，雨停了，在萬綠叢中，有一簇櫻花顯得格外艷麗奪目，彷彿裝了燈。圓山公園裡，遊客熙來攘往觀賞夜櫻，好不熱鬧。滿園櫻花燦然盛開，燈火映照下的粉紅花海，美如仙境。
「五十年前，我在櫻花盛開時離開日本。」我的耳邊響起周總理的聲音。相信總理所說的櫻花就是京都的櫻花吧。「總理，請您在櫻花盛開的時候再來日本。」聽我這樣說，總理答道：「我也有這個願望，但是恐怕難以實現。」這是他逝世前一年又一個月——1974年12月5日的事情。
池田SGI會長（左3）與其妻子香峯子（右）首次訪華時停留於廣州車站（1974年5月）
那時總理已病重。會見開始總理就說：「這是您第二次訪華吧。首次訪華時，正是我病情最嚴重的時候，所以無法會見。」我首次訪華是在半年之前。在我抵達北京後的第二天6月1日，總理為了動癌症手術而住院。在手術的兩年前（72年夏天），總理被發現患上癌症。73年，百忙中有七十二天是在醫院中渡過。從74年年初起，病情開始不樂觀，卻無法放下工作。總理每天都要工作十八小時。又聽說有時還連續工作三十個小時。同年4月，總理陷入缺氧狀態。繼而在5月，三次病危。到6月1日才迫不得已同意入院動手術。
儘管身陷病榻，總理依然為了我的首次訪華，進行百般周到的準備。比如：飲食的好惡，有否吸煙？生活上有何習慣等等，細緻入微地介著中間人向我打聽。於是我託人回話：「太不好意思了！您的厚意，實在感激不盡，不必為我費心。一切都聽從中方安排。」雖然如此，總理卻為了讓我睡得好，將我下榻的房間全部換上不透光的窗簾。這次訪華，我隨處感受到總理無微不至的關心，彷彿置身於總理關懷的大海之中。
那年9月，我第一次訪問莫斯科，見到柯西金總理。即使處於中蘇嚴重對立的時代，但在柯西金總理心目中周總理確實是一位傑出人物。他認為只要有周總理在，無論有任何障礙，中國最後都能克服。
身染重病
遺憾的是……中國的大樹已身染重病。從6月住院到逝世為止，竟然動了十五次的手術，平均每四十天一次手術。其中有七次是大手術，輸血達一百次。盡管如此，總理仍將病房當作辦公室，為了十億人民，鞭策自己，鞠躬盡瘁。「耳未失聰，腦袋尚能活動」。總理甚至拒絕服用止痛藥，為了要保持清晰的頭腦，咬牙忍受劇痛。
當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漩渦當中，萬萬不能病倒。總理與人民以及無數同志豁出性命建立起來的新中國，眼看就要毀在四人幫的野心之下。陰謀﹑暴力﹑告密﹑搶劫﹑人身攻擊……無數人民的哀號傳到總理耳邊。總理雖患病在身，但盡可能伸出援手。因為除了總理之外，無人能與那幫人抗衡。「只要那家伙不在」……。四人幫為了打倒最大障礙的周總理，使盡一切手段。日以繼夜的「批林批孔」運動，表面上是針對林彪與孔子的批判，其實，所謂孔子，暗指的是周總理。他們甚至對總理的治療也百般阻撓。有時在輸血的時候突然來電話，揚言：「立刻轉達！決不能等待！」如此，因服藥而入睡的總理竟被喚醒，不得不中斷輸血來接聽電話。他們故意在總理接受治療當中登門造訪，喊道：「立刻想見！」而宣布停止治療。但一會面，則閒聊而告辭。他們企圖在身心兩方面折磨總理。我見到的就是身處這風暴中的總理。
到了12月，對總理的攻擊加劇。因為四人幫企圖利用來年1月、相隔十年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掌握權力中樞。要真變成那樣，一切都不能挽回了。對總理來說，待解決的課題堆積如山，時間卻所剩無幾。丞相病篤……唯有夫人鄧穎超女士才能瞭解總理的苦心孤詣。
不顧醫護小組的反對
周恩來總理（左2）與池田SGI會長（右2）和其妻子香峯子（右1）會晤。坐在周總理旁邊的是翻譯員林麗韞女士
接見是臨時決定的。或許總理想等病情好轉再見面。可是，一直到我訪華的最後一天，猶未見起色。在北京飯店舉行的答謝宴會即將接近尾聲，中日友好協會的廖承志會長悄悄對我說：「池田會長，我有話要跟您說。」待我跟他走進另外一個房間時，他告訴我：「周總理在等著見您。」但我婉拒說：「這可不行！會影響到總理的病情。總理的好意我心領了。」我無從獲悉總理真正的病情，但在那天上午見到鄧小平副總理時，得知總理病得相當嚴重。聽我這麼說，廖會長顯得很為難，意思是不好違背總理的吩咐。於是我說：「我明白了。那麼只是兩三分鐘。請讓我只見一面就告辭。」才隨同廖會長坐車前往醫院。
經過十五或二十分鐘，車子停在一棟比想像中還樸素的建築前面。事後我才知道，那是總理住的305醫院。日後聽說總理夫人鄧穎超女士對一位日本友人談起那段回憶。「當時，恩來同志非常盼望會見池田先生。但是，負責恩來同志健康的305醫院的醫護小組一致反對：『總理，假如無論如何也要接見，那麼我們就無法保證您的性命。』但是恩來同志回答說：『無論如何我都要見池田會長。』因此，不知如何是好的醫護小組來找我商量，要我勸阻恩來同志。我回答說：『既然恩來同志意志如此堅決，那麼請各位允許他會見吧。』才實現了那晚的會晤。」
總理夫婦的默契如此深厚。那天天氣嚴寒。翻譯員林麗韞女士還曾對我妻說：「只穿這件衣服未免太冷了吧！」而借給她自己的大衣。然而那天晚上，我一進門，便看見總理正站著等待我的到來。我走近總理。一聲「歡迎光臨」，總理緊緊握住我的手，目不轉睛地盯著我。多麼銳利而又慈祥的眼神，那是一雙看透一切的眼睛。我立刻體會到一種總理渾身散發出來的魅力。雖然素未謀面，但我在心中早已會見過的總理，其本人正如我所想像一樣。「我們先拍照留念吧。」攝影器材早已準備妥當。於是總理與我們訪華一行站在攝影台上。
「走入民眾，與民同在」的共同精神
與周恩來總理（前排右2）的官方紀念攝影
其實，早在十年前總理已經託人傳來鄭重口信，並與我們保持聯繫。他們就是政治家高碕達之助﹑作家有吉佐和子等日中友好事業上的前輩。總理的關注點在於「創價學會是扎根於民眾而建立起來的團體」。「走入民眾，與民同在」正是總理的座右銘。此外，總理還重視我們學會在戰時因抵抗日本軍國主義而遭到鎮壓的歷史。總理的著眼點在於「對方能否超越國家主義」。關於日中友好關係，總理終究是以民為本來著想。一紙條約，容易生變。總理的想法是：「只有樹立民眾彼此真摯的理解﹑信賴關係，才能有真正的中日友好。」
我在1968年提出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的基本精神亦與此同出一轍。兩國人民才是真實的，只有將觀點放在「民眾與民眾」而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才能突破現狀。我的倡言受到猛烈抨擊。有些人批評：「宗教領袖何必要繫『紅領帶』。」時值1970年3月，政治家松村謙三先生力勸我一同去中國。我回答他：「感謝您的美意，但我是個宗教家，而創價學會又是個佛教團體。復交要在政治層面解決。我會請我創辦的公明黨人員訪華。」他說：「有關池田會長與公明黨的事，我會一一秉告周總理。」周總理信賴公明黨，託付以恢復日中邦交的搭橋工作，身為創黨人的我來說，是個永垂不朽的榮譽。
攝影完畢，總理說了聲「請到這邊」，然後走在前頭為我們帶路。我看著他的背影，透過人民服，我感到總理明顯消瘦了。總理只靠一股魄力站在那裡……我怕人多會影響他的身體，決定只我和妻子兩人進入會客室。室內毫無裝飾，或許是因顧慮總理的眼睛，光線也相當微弱。會談之際，為了不讓總理勞累起見，我盡量少說話。總理談及許多方面，但當中一貫的是對二十一世紀的熱切展望。當時，總理心裡惦念的是自己死後的事。「二十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對世界來說是最為重要的時期。因此所有國家必須站在平等的立場互助合作。」，「但願在剩下的二十五年裡，為了亞洲與世界的和平鋪上堅固不摧的軌道，並完成二十一世紀的中日友好事業……」。我把這番話全當作總理的「遺囑」。
總理曾經說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膚色，四海之內皆兄弟。到那時帝國主義不存在了，世界大同了，不過，這大概要到二十一世紀以後才可以看到。我是看不到了……年輕的人有希望看見。」總理還向我說：「正因為你還年輕，所以我重視與你的友誼。」當時總理七十六歲，我四十六歲。會見之後第二個月，總理宣布了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四個現代化」基本路線，一定要使心愛的人民富裕起來……這就是總理在政治上的遺囑。
宏觀與微觀
周總理既能宏觀地掌握歷史全貌，又能微觀地看透微妙人心。我一向稱他是「二十一世紀的諸葛亮」。
自己不居最高地位，只顧肩負重擔。既是一位百戰不撓的猛將，又是一位溫文儒雅的外交高手，同時又是一位擅長實務的行政官，一切都出自一份責任感。
把亂世中國變成太平盛世，進而實現繁榮中國……總理就是個轉變歷史的大輪軸，咬牙承擔一切。
把自己的榮華置諸度外，只為人民效勞，竭盡全力。「希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早日締結！」總理以堅決的口吻說。我答應他：「我會將總理的意思傳達給有關當局。」
總理明確說出「和平友好條約」而不是「和平條約」。1969年6月，距我在小說《人間革命》中主張「和平友好條約」以來，已過了五年的歲月。而這一條約終於在四年之後實現。
會晤中，我始終渾身感受到總理不可斗量的氣魄。他表現出一種堅韌的精神力，可以一口氣談上一兩個小時。
我不時看錶來催促廖會長。但每次廖會長卻向我示意：「不用急，再談一會兒。」結果，此次會面長達三十分鐘。
告辭之際，總理還特別以那病弱的身軀送我到門口，令我終生難忘。一生一次的相遇。第一次的會晤也是最後一次。
會上，我送給總理一幅繪畫留念。聽說，總理換下了以前的畫，把它掛在牆上。
在我見到總理後的第二年（1975年）春天，創價大學首次迎接來自新中國的第一批留學生。總理在留日期間沒得讀大學，吃盡苦頭。我希望以某種方式作為補償。
留學生共六名。於是我向他們和創大學生提議：「體諒總理『想訪問櫻花盛開的日本，卻實現不了』的心意，我們日中兩國學生一起在校園裡種櫻花，以此作為友好的第一步，終生培育世代綿延的友誼，好嗎？」
就這樣，那年11月舉行「周櫻」植樹儀式。
感人的最後話語
兩個月後，周總理的訃聞傳遍世界。僵臥的總理，胸前別著一枚徽章。上面刻著：「為人民服務。」
甚至在手術台上，總理也為了地方煤礦工人的健康發出指示。
大人無己。他的心裏只有人民。
總理臨終向醫護小組說的一句話：「在我身邊已經無事可做了。你們在此幹甚麼呢？應該去照料其他人啊！他們比我更需要你們……」
訃報傳來，連男人都同聲慟哭。總理是人民之父又是人民之母。又有誰會像他那樣為人民著想呢？
人民的哭聲震憾山河。寒風呼嘯天地同悲。儘管四人幫一再抑止，全國追悼總理的心聲鼎沸。
4月清明節那天，在天安門廣場上大群人民蜂擁而至，為獻花圈追悼總理。那些花圈因四人幫的指示被迫撤走，但人民絡繹不絕地帶來了花圈，聚集到廣場上。
「敬愛的總理，我們要獻給您的花圈在我們心中。無論是誰，都不能把它奪走。」
四人幫愈攻擊總理，民憤愈高漲，絕不許誹謗我們的總理……決意打倒壞人的聲勢猶如一股奔流，誰也擋不住。
如此，「死去」的總理竟開始驅逐起「活著」的四人幫來了。
對人民的愛就是總理的一切。一生為此而嘔心瀝血，鞠躬盡瘁。
1962年，日本部落解放同盟的代表訪華時，團長向百忙中抽空接見的總理道謝。總理說：
「為何這樣說呢！在日本最受欺壓受苦的人來到中國，身為總理竟不肯會見他們的話，他就不算是中國的總理！」對總理來說，所謂「人民」不僅是中國的「人民」而已。
關於日本戰爭賠償問題亦如此。據估計日本侵略中國造成中方三千五百萬人死傷，直接間接的經濟損失合計達六千億美元。
假使中國能得到當中一部分的賠償，對重建凋敝荒廢的祖國何其有利啊！在戰後不久的中國，有人建議：「要撤除日本一切生產設備，以免她重建重工業，而把其中七成搬來中國，以振興中國之產業。」
總理卻說：「我國不求賠償。日本人民也與我國人民一樣，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犧牲品。假如要求賠償，就等於加害同為犧牲者的日本人民。」
其實，如果日本光支付五百億美元的賠款也要費五十年，這麼一來，當然日本就沒有今日的經濟發展。日本人絕對不能忘記這份深厚的恩情。更何況，仗著經濟優勢，不尊敬有恩的國家，更是不通情理。
櫻花結下永恒的友誼
1975年11月2日，為紀念周恩來總理，池田SGI會長於創價大學校園內種植「周櫻」以及建設刻有「周櫻」二字的紀念碑。「周櫻」這棵樹象徵著日中和平友好的願望。
總理逝世後兩年，我在北京和鄧穎超女士見面。等於是與總理的「分身」會晤。
女士和顏悅色對我說：「我要在明年『櫻花盛開的季節』訪問日本」。意思是她要去實現總理的「願望」。
1979年4月，女士果然如約來訪日本，接受國賓般的禮遇。那是從總理告別京都櫻花以來第六十年的春天了。
不巧那年櫻花開得早，東京的櫻花因春嵐（初春大風）幾乎飄零殆盡。為了表示一點心意，我將較晚開花的八重櫻的樹枝和拍有創價大學之「周櫻」﹑「周夫婦櫻」以及留學生的相簿送到迎賓館給女士。
女士喜形於色地說：「這正象徵著我們的友誼。」「周夫婦櫻」是一對櫻花樹。其實，在總理夫婦住處的院子裡本來有兩棵櫻花樹，後來其中一棵枯死了。女士曾告訴我：「遺憾的是，夫婦倆沒機會在那兩棵櫻花樹下留影」。於是，我希望以一點心意回應女士的心。
以後，我與女士還見過幾次面。最後一次是我拜訪他們在北京的住處。（1990年5月）
房間裡掛著一幅我送的總理夫婦肖像。「每次在這個房間歡迎外國朋友的時候，我都會介紹他們這幅畫，談起我對周總理的回憶與總理和池田先生之間的友情。在我一生中從未受過這樣美好的禮物。想必總理也很高興。」
她看那本「周櫻」﹑「周夫婦櫻」的相簿時，不禁感嘆：「這樹長得這麼高了呀……」
沒想到臨別時女士送我一把總理生前愛用的「象牙裁紙刀」和女士愛用的「玉石筆筒」。
我婉言推辭說：禮物太貴重，實在受之有愧。女士卻說：「我深知總理生前對池田先生的深厚情意，所以才決定將它贈送給您的。願您睹物思人，作為與總理友好之信物……」女士大概已預知這將是我們的最後一次會晤吧！
總理夫婦的勝利
中國有句古諺說：「交人要交心，澆樹要澆根。」
珍視內心﹑抓住人心……總理是一位懂得政治真諦的人。
他的聲音﹑眼神﹑氣魄，那不怕風霜﹑挺胸前進的「東方大丈夫」的英姿，現在仍歷歷在目。
臨終之際，周總理置身於敵人的包圍之中。然而最後獲勝的還是總理。為了改革開放，總理投注心血整頓國內，同時開拓以中美﹑中日為首的國際環境，直到他逝世為止。今天，中國推翻百年來屈辱與苦難的歷史，在總理以性命鋪設的軌道上，大步邁向輝煌榮光的二十一世紀。
總理終於獲得了勝利，歷盡艱辛的赤誠終於獲勝。
創價大學的「周櫻」石碑，正是面向中國而建。
抬頭仰望西面的天空，彷彿看見總理夫婦燦爛的笑容。
來源： 《聖教新聞・暢談世界領導人》
